赫伯特•西蒙和他的决策理论

西蒙是到目前为止因管理学上的成就获得诺贝尔奖的世界唯一一人。他的研究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运筹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领域，并且在这些领域均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在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细分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他的这种成就似乎成为一个“异类”。1958年，西蒙获得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心理学领域的最高奖——心理学的杰出贡献奖；1975年获得世界计算机领域最高奖－－图灵奖；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6年获得美国总理科学奖－－科学管理的特别奖。他也被称为20世纪罕见的博学杂家。
西蒙的学术贡献，可以从197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公告中窥其一斑：“西蒙的组织决策理论对于分析现代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中的计划、预算及控制的体系和技术极为实用。虽然在对经济进行全面分析方面西蒙的理论不如新古典理论那样有名和适用，但是它们使人们有可能去理解和预测许多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组织决策理论已经被成功地用于解释和预测各方面的活动，如公司内部取得信息能力的分布和决策的制定，市场调整与有限竞争，选择证券投资和选择一个国家进行国外投资。现代企业经济学和管理研究大部分基于西蒙的思想。”
西蒙决策理论的根本前提：有限理性和满意决策
在布满石块的海滩边，一只蚂蚁在爬行着，蚂蚁爬行过程中留下的轨迹肯定是弯弯曲曲的，但这种弯曲并不表示蚂蚁认知能力的复杂，而只表示着海岸条件的复杂。把蚂蚁的这种行为和我们人类的行为相类比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人们日常的行为中，当面临各种环境和问题的时候，人的认知能力同样是极其单纯的。蚂蚁爬行的时候，虽然它知道蚁巢的大致方向，但对中途可能出现的障碍物和其它状况并不了解，而且蚂蚁的视野也被限定了。因此，蚂蚁不能走出一条直线，而只能走弯弯曲曲的路线，避开眼下的障碍。蚂蚁行为表面上的复杂性来自于海岸的复杂性。
这是西蒙曾经用过的一个例子。据此，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和“满意决策”这两个核心概念，这也是他决策理论的根本前提。
在西蒙之前，对决策者的认知方式和能力假设有两种极端的思潮。一个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试图把所有人类的认知活动都归因于情感的支配。在情感主义者看来，一个硬币在穷人家孩子看来，就比富人家孩子看的意义要大。西蒙则认为，即使情感因素再大，硬币还是硬币，而不能被看成钻石。这样就可以看出，理性并没有完全被排斥。
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拥有完全的理性，时刻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在决策过程中，“经济人”能够通过理性找到所有的可选方案，同时也能考察到每一决策可能导致的全部复杂后果，而且还有一套前后一致的价值体系作为被选方案的选择准则。对此，西蒙认为，知识的无限性和变动性决定了决策者不可能具有完备的知识，以吃饭为例，不需要了解每种菜肴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就可以做出决策；其次，即使知识很完备，个人偏好也可能变化，而经济人是假设个人偏好一致的。仍以吃饭为例，肚子饥饿的时候和已经不再饥饿的时候的偏好和需求是不同的，这种主观因素也可能影响到决策。此外，每一决策的后续影响也是很难预计完整的。
总之，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不是全能型的理性，而是有限理性，还涉及到主观因素如个人偏好等因素的介入。由此，针对决策过程中经济人假设提出的“最优化”选择，西蒙提出了“满意决策”的概念作为决策原则。如果人具有完全理性和一致偏好，完全可以穷尽所有方案并预制每一方案后果的话，当然可以形成最优决策，但最优决策是难以实现的，只能进行“满意决策”了。如果以大海捞针为例，最优决策就要求捞出最尖最好的那枚，而满意决策则只需要捞出可以用来缝制衣服的就可以了，至于更好的针，他不在乎，也没有意义。
通过“有限理性”和“满意决策”概念，回过头来看西蒙以蚂蚁喻人的例子可以知道，人的认知能力也是单纯的，人的行为的复杂性不过是反映了其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不可能做出最优的决策。由于现实生活中很少具备完全理性的假定前提，人们常需要一定程度的主观判断进行决策。也就是说，个人或企业的决策都是在有限度的理性条件下进行的。完全的理性导致决策人寻求最佳措施，而有限度的理性导致他寻求符合要求的或令人满意的措施。
决策不仅是上层的事
组织与个人的关系在管理学里面一直是重要的分析主题之一。在“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西蒙对组织和组织成员的关系分析上更进一步，他非常关注组织成员的一方。他认为，组织是具有某种决策能力的人类有机体，是人们一连串决策功能活动的分化与组合。组织的所有阶层都有决策行为，组织成员都是“决策人”。
既然每个个体和组织都是“决策人”，而决策又是在有限理性基础上做出的，那么，组织本身的结构等因素就会成为个体成员的认知对象，进而影响到经理和管理人员以及他们群体行为的选择。这样就可以说，组织对每个个体决策产生的影响，不是由于组织决定了它的成员去干什么，而是因为组织提供给它的成员大量信息，而这些信息构成组织成员选择行为的依据。
所以，组织就成为人类群体当中的信息沟通与相互关系的复杂模式。它向每个成员提供决策所需要的大量信息和决策前提、目标及态度，它还向每个成员提供一些稳定的可以理解的预见，使他们能预料到其他成员将会做哪些事，其他人对自己的言行将会作出什么反应。通过这种约制作用，组织也就形成了。正因为决策无所不在，才有了“管理就是决策”的名言，无形中也把决策从传统的上层圈子扩充到全体成员。
举个例子，一个团队在完成一个项目的时候，每个人包括组织其实都在进行决策。成员甲每天坚持上班，就在于他认为团队其他成员也会上班，而其他成员也有类似的看法，都认为其他人也会去上班，而且还期待自己的那部分工作可以按时按质完成。这样，组织就成为一个合作行为系统，可以克服个体行为或者群体行为的不稳定性。它向每位成员提供其他成员行为的信息，作为该成员个人制订决策的依据，而这又有利于实现组织自身的目标。这样，在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其他人行为的基础上，每个人都自觉地为这种共同偏好采取一致行动，以求获得期望的结果。所以，组织设计不在于结构多么清晰，而在于能否形成价值选择和认同。
而在传统的组织理论中，尽管强调以人为本，但最后组织中的个人总是找不到在组织中的位置，反倒成为组织实现某些目标的工具。如在泰罗式的管理下，人就有被忽视和工具化的趋势。而决策理论介入后，个体成为决策者，也是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关注到了人在管理中的位置。
决策过程是可以循环的
既然组织中的各个成员都是决策人，而组织本身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决策，那么，各种决策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西蒙除对管理学熟悉之外，对于计算机业非常专业，以致获得过“图灵奖”，所以西蒙对决策过程的理解具有计算机指令般的特征。西蒙认为，与其把决策看成一种行动，不如把它看作一种程序，一种找出问题、分析比较、选择解决途径的程序（过程）。他提出了决策程序的四个步骤：（1）找到需要决定的条件和环境（情报活动）；（2）发现、发展和分析可能的行动过程（设计活动）；（3）从那些可选择行动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方案（选择活动）；（4）评价过去的选择（检查活动）。以上四步实际上是决策的一般程序（过程）。
这个过程看起来似乎最平常不过，为什么还可以成为西蒙的重要成就呢？
首先，这种决策过程理论和经济人的最优选择理论是迥然不同的，经济人假设下的决策是一次性的，通过理性掌握各种决策需要的知识，从而列出各种可以选择的方案，然后通过对各个方案的后果分析和成本分析，权衡之后进行取舍。
而西蒙的过程性决策其实是一个可以循环的过程。比如，在发现和分析可能的行动的过程中，完全可能发现对条件和环境的把握不够，可以继续进行情报活动。而情报活动的时候有可能提出新的可选方案，整个决策过程处在动态的过程中。方案的条件背景、方案的选择和方案的随时修正都被整合到这一个简单的看似线性的过程中。
至关重要的是，这种决策往往是从情报分析开始的，重视已有决策和已有决策影响的重要作用，而不是仅仅适用于初始决策。比如西蒙就非常强调沉没成本的作用，沉没成本就是已经投入但不能回收的成本，这就是西蒙决策过程的优势所在，不管前面有成功还是失败的经历存在，这种模式总能提出各种可选择的方案。当然，一味强调非初始决策也可能导致对可选方案的制约。
当然，西蒙只是作为一位管理学者看待决策的有限理性，没有过多考虑政治因素在决策尤其是公共决策中的重要程度。或者说，西蒙没有对决策进行“公”与“私”的区分，他追求的是决策的通用模式而不是特殊模式。因而，西蒙对非理性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非理性不同于有限理性，但却是影响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公共决策或政治决策中，非理性的作用更加明显。从法国大革命的广场狂热，到中国文革的红色海洋，我们处处可以看到非理性在现实中的巨大力量。对此，公共行政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林德布鲁姆则进一步指出，政策制定不是取得可用理性标准来判断的解决方案，而是达成某种和解、调停和协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渐进决策理论。这样，决策理论的研究，就有可能把非理性因素纳入视野。或许，政治学、文化学甚至哲学等领域中的非理性研究，尤其是尼采和叔本华式的意志论，有可能对西蒙式的理性模式形成新的挑战。